8月27日，“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展览由广东美术馆自主策划，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担任策展人，以“图像证史”为研究方法，深入以关良为核心的个案研究，以关良及其友人的作品、文章、历史文献、照片等资料，串联起画家的艺术历程。展览将持续到10月9日。
关良，字良公，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学习西画。在关良的艺术生涯中，传播西方现代艺术和创新中国传统水墨画并存，其一生的艺术轨迹由中西两条线交织而成。20世纪初期，大批留日、留法画家归国是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的滥觞，在此环境中的关良，用其西画学习的背景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画的变革大潮中，关良融西学而内化，在水墨画中探索出一条简拙至美的戏曲水墨画之路。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改良思潮下的“洋画家”（1900-1949）、时代塑造的“国画家”（1950-1976）、回归自我的“游戏笔墨”（1977-1986），以此形成关良的图像历史脉络。同时，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脉络（1900-1986）为辅助线索，呈现与关良艺术创作思想相关的文化事件，以期呈现出关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的历史形象、个人形象和作品形象。
改良思潮下的“洋画家”（1900-1949）
19世纪中叶，改良的声音出现在中国并逐渐发展，改良主义蔓延到整个中国文化界，这其中也包括绘画和戏剧方向。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洋艺术家之一，关良的艺术既饱含时代的烙印，又因其独特的际遇和兴趣，而特立独行。像彼时多数的留洋画家一样，关良也投身于学习西方绘画的行列之中，他求教于日本画家藤岛武二和中村不折，系统地学习了西洋画和素描。关良自幼嗜好皮黄，老生戏尤其唱得炉火纯青，又拉得一手娴熟的二胡，实可谓是最通“戏”的画家。留日期间，他又学习了小提琴，从而对西方音乐、艺术见解独到。这些艺术经历，为关良以后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但此时，媒体也好，艺术界也罢，认识关良首先是从其“洋画家”的身份开始的。
时代塑造的“国画家”（1950-1976）
20世纪50年代，美术界在时代发展中开始关注国画创新问题。李可染、李桦、洪毅然等对于国画如何在思想、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改造创新，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展开讨论。同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戏剧艺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坚持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提倡各个剧种在自由竞赛中互相促进。
此时的关良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继续尝试各种新的不同表现方法，
在油画、国画这两种不同媒介之间持续滑动。期间其创作的戏剧人物画，也在早期淡彩水墨画法的基础上，融以西画的用色技法，掺以国画迂缓、迟滞、游移、泥泞的线条，造型上以“简”代“繁”的刻意传神，形成具有“稚拙、率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特点，体现出国画的创新性和民族性。这一时期，关良“国画家”的形象已逐渐盖过了他“洋画家”的本业，于1960年开始，关良供职于上海中国画院，以这种非写实主义的绘画实践耕耘创作。
回归自我的“游戏笔墨”（1977-1986）
生于世纪之初、与20世纪共同生长的关良，经历时代的诸多变革，在这一时期远离纷争，迎来了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
进入新时期，恢复创作激情的关良拿起画笔，一挥而就，以一幅《三打白骨精》开启了他最后十年的创作高峰。关良晚年常居于上海，此十年间各处游历，以画会友。1978年春，他创作出描绘桂林山水和水墨京剧人物的作品，也在广州度岁时留下了《贵妃醉酒》《钟馗》《晴雯补裘》等代表其极高艺术水平的水墨戏曲画作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良公在上海、深圳、香港等地举办展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课，并出版了《关良戏剧人物画》《关良回忆录》等书籍。
晚年的关良心境更添闲适，已在水墨戏曲画创作领域游刃有余。西洋画的表现主义和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在其多年的艺术创作中沉淀交融，让他形成了至简至朴、拙趣迟重的绘画风格。此时，他仍然把创作重点放在了自己痴迷一生的戏曲上。他笔下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精妙传神的眼神刻画，虽然大多是留白的背景，却在他虚实相生的经营布局下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捉放曹》《白蛇传》《打渔杀家》……一出出好戏正在上演，已是耄耋之年的关良以老练的风格与纯熟的笔墨功夫尽情挥洒，开始了回归自我的“游戏笔墨”。
“游艺东西：关良的风格史研究”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项目之一，既是以艺术家关良为核心的一次个案研究，也是广东美术馆“馆藏活化”的一次典型案例，以求在提升美术馆学术研究能力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同时，促进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