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小组会（布面油彩） 戴泽
戴泽先生192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祖籍四川云阳，系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院教授。1942年戴泽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6年毕业，应徐悲鸿之邀北上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参与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以靳尚谊、詹建俊、庞涛、杨松林、孙为民等为代表的几代美术家，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徐悲鸿的亲授弟子，写实主义画派的第二代画家，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戴泽先生忠诚于徐悲鸿写实主义的绘画理想。徐悲鸿写实主义的理想是中国“五四”一代人的现代性理想，改造国民性，改良中国画，艺术救国，教育兴国，实践推进着现代性启蒙精神下的中国美术进程。以技法真实表现具象的徐悲鸿较少直接摹写现实，他关注现实的方式多采用隐喻象征的间接形式。但其美术教育却不是象牙塔式的，作为写实主义的倡导者，他总是鼓励学生到鲜活的一线生活中去。他给戴泽他们上的第一课，是1943年从新加坡回国后被学生会请去做讲座，戴泽回忆老师“讲了很多东南亚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激情”，同学们备受鼓舞。
感受老师教导，感受时代风云，徐悲鸿的弟子们大多都热忱深入一线生活，创作了大量写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与延安学派一起，铁肩大义，与所有热爱新中国的画家一起，为时代放歌，为生民立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蓬勃发展。
戴泽的《农民小组会》即是其中一幅优秀作品。该作创作于1949年至1950年，是一幅大尺幅的布面油画，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是戴泽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集多个人物的主题性绘画，画家所用的半圆形构图并伴特有光线的图式结构在16世纪的柯雷乔、安尼巴·卡拉奇，以及17世纪的伦勃朗那里都能够见到。但戴泽先生是习得体会而不是拷贝，作品从他融入火热的一线生活写生而来：1949年底到1950年初，画家参加了北京郊区龙爪树和右安门的土改工作队，他说那时候天天和农民们开会讨论，经常是在晚上谈白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回到学校后他就画了这张画，构图好了就请模特来写生完成。这些模特都是京郊农民和城里贫民，衣服就是他们日常穿的，多是黑色灰色衣裤，画面中只有一位中年妇女穿着红袄花裤……全体农民精神高昂。
画面的景深空间由三个虚实相间的横向的同心半圆纵深推开，其中以炕上会议主持人为起始的盘腿而坐的第一组人物半圆和第二组半圆相交叉为主体，压低的空间高度则由第三个半圆即三个站起来的农民几乎直触炕上屋顶为撑持标志，这几组人物紧凑向心（向第一个半圆的主持人）聚焦，不呆板也不僵硬，画家通过人物的手势、烟斗、杯盏、呼应交谈的笑脸，以及各个半圆人物之间的巧妙交叉、相互衔接而环环相扣，构成有机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光源（炕上的油灯），在靠近画面的圆心自下而上放射开来，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亦和三个人物半圆纵向展开至灭点处像是被纸糊住了的窗户相反射呼应，灵光闪现，暗影里的部分则边界轮廓线模糊，于是“形体开始闪动；明暗变成了独立的成分，他们在不同的高度和不同的深度上相映成趣”
。这正是沃尔夫林说的巴洛克绘画的“涂绘”法（古典油画正宗之一）的运动感，生气勃勃。
戴泽用的颜色也是徐悲鸿所教授的“脏颜色”。戴泽曾回顾老师别具一格的教学法，一次课上，徐悲鸿先生在他画架前驻足观察了一会儿，便亲自动手为戴泽修改习作。几笔下来，整个画面的关系就调整了过来。徐悲鸿先生说:
“脏一点就对了，笔根上的颜色是最好的。”这句话对戴泽如醍醐灌顶，让他顿时领会了徐悲鸿先生“宁脏勿净”的画理之一，他之前作画总怕颜色脏，每支笔都洗得干干净净，颜色分得清清楚楚，却适得其反了。
在笔者的理解里，这种“脏颜色”正是伦勃朗、鲁本斯这些古典巴洛克画家所运用的油画厚涂法中的用色法，而不是后来华托们使用的流畅的、稀释了颜料的涂色法。厚重的笔触、丰富的色彩调和、浑厚的色泽，更能显出画面生动恢弘的力度，这正是徐悲鸿和“五四”一代所批的文人画末流缺少血性生气的反向，是徐悲鸿（及其学派）传回的油画技法真金之一种，这是徐悲鸿的可贵，也是学生们的有幸。
的确，作为师承安格尔一系的徐悲鸿，除了注重素描造型外，也格外注重色彩。他没有在西方绘画史上巴洛克的“普桑派”和“鲁本斯派”的对立延续到19世纪的“安格尔派”和“德拉克洛瓦派”的论争间站队，他没有把祖师爷的敌人当敌人，相反在推崇安格尔之时，亦十分敬仰德拉克洛瓦。除了延续并发展了巴洛克色彩的厚涂法，他认为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中还有悲天悯人的精神，并教导学生要学习他的创作方法，把思想感情熔铸在画面上。
徐悲鸿兼容并收，戴泽悉心体会，当然教过戴泽先生的不只徐悲鸿一人，还有吴作人、吕斯百、傅抱石、陈之佛等，其中吴作人《开会》的圆形图式结构或许对戴泽的《农民小组会》就有不小启发。吴作人是被徐悲鸿送去油画故乡之一的比利时留学的第一代徐门弟子，相信油画之父扬·凡·艾克代表的尼德兰绘画传统给吴作人的教育，以及徐门弟子共同领会的徐悲鸿所受法国学院派美术教育即法国大艺术的绘画传统在戴泽先生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汇合，但一定不是舶来品，他学得了油画技法的正宗，素材却鲜活真实，画家自己也亲身参与了农民的生活。情感与题材的高度融合、内容和形式的相得益彰，使画面尽显翻身农民当家作主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情态。
这幅作品得到徐悲鸿先生的高度肯定。徐悲鸿在1949年12月也想随同中央美院师生参加北京西郊和南郊的土改工作，但因为身体不好未被批准，但他后来曾到区里看望土改的师生，感受到师生和刚刚拥有了土地的农民们一起生活工作的蓬勃热情。戴泽的同学们也都很喜欢这幅《农民小组会》，侯一民先生说：“这是当时参加土地改革的人中留下的一件非常少有的油画精品。”这是戴泽和他的同道们在继承拓展徐悲鸿开创的借西洋古典画法的同时选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所做的歌颂祖国、歌颂农民这类主题性创作的见证，也是他作为油画中国化这一文化迁徙、文明补给与古老中国踏上现代化之途的践履者之一的见证。
如今重看《农民小组会》，画面中那份浓郁醇厚的色彩质地、温暖纯朴以暗影衬托的明亮光线、紧凑向心的满满构图，尤其那些幸福洋溢、热情奋发的农民们的笑脸扑面而来，令人十分感动与震撼。这是与共和国同庚、同辉的作品，也是戴泽先生告别了他先前以旁观者身份，略带沉思、凝虑、忧郁之笔所画尺幅不大的水彩画中所表现的北平老百姓的贫苦无助后，开启的一个历史新纪元的里程碑。这件作品让我们感受到：无论是画家还是他所画的农民们，热情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振奋、沐浴共和国清晨的阳光和传布新中国温馨灯火的青春记忆，都值得我们回想重看与深深纪念。
